周末荐书 拒绝遗忘是人类的责任

  在普里皮亚季，负责城防的第六消防大队消防员瓦西里·伊格纳坚科的妻子柳德米拉·伊格纳坚科被窗外的嘈杂声吵醒。和其他年轻的消防队员及其家属一样，瓦西里和柳德米拉住在消防队车库上的寓所里。瓦西里当夜值班，柳德米拉把头探出窗外，搜寻自己丈夫的身影。

  他正在那儿，准备上车。“关上窗户，回去睡觉！”瓦西里对着妻子喊道，“核反应堆着火了，我去去就回。”柳德米拉望向核电站的方向，她瞧见四号机组上空火舌四蹿。她记得“整个夜空，火苗高蹿，黑烟腾腾，一切事物都被火光照亮”。

  一辆辆消防车驶出了大门，奔着核电站疾驰而去。瓦西里的长官，23岁的维克托·克别诺克中尉全权负责这次行动。1984 年，他从切尔卡瑟消防员培训学校毕业，比普拉维克晚了一年，他所指挥的是一支模范队伍。他的下属都和他年纪相仿，他也和大多数人成了关系不错的朋友，其中也包括瓦西里。瓦西里·伊格纳坚科是一名获奖运动员，曾荣获“杰出运动员”称号，比克别诺克年长两岁。他们两家人在一起过节，两位妻子也私交甚笃。他们当晚都要值班，因此现在都在赶往核电站的路上。

  当地时间1986年4月26日，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并起火，大量放射性物质进入大气。

  克别诺克中尉在凌晨1点45分到达核电站，比普拉维克仅仅迟了17分钟。普拉维克正带领自己的团队在涡轮机厂房屋顶救火，于是三号机组核反应堆厂房的顶棚成了新的重点，四号机组的爆炸将火势引到了这里。两座核电机组比邻而建能节约成本，因为它们共用一根排气管和其他设施，不过现在它们的周边变得异常危险。克别诺克、伊格纳坚科和大多数队友一起将水龙带接到消防栓或位于墙体的取水管上，随后沿着建筑物外侧的楼梯爬上了屋顶。对于全副武装的消防队员来说，爬上72米高的反应堆可是一项危险任务。站在三号机组的顶棚上远望，爆炸后的反应堆厂房的恐怖景象和底下不停上蹿的火苗一览无余。他们将水龙带固定在屋顶，与墙面的取水管相连，随即展开灭火工作。

  普拉维克中尉很快加入了位于反应堆厂房顶棚的克别诺克及其队友，而克别诺克的队友列昂尼德·沙夫列此时正奋战在涡轮机厂房的屋顶上。普拉维克现在可以腾出手帮一帮克别诺克了。地面上的人看见他沿着消防梯爬到了机房上，又从机房攀爬至三号机组的屋顶。排气管基座区域已变成了消防员的战场。包括伊格纳坚科在内，有的消防员正在用水龙带灭火，还有些人则忙于把石墨块从屋顶踢下来。这些核反应堆上的石墨块会通过辐射摧毁周围的一切，可是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最担心的是怎么样才可以扑灭过热的石墨碎片在屋顶上引起的新的着火点。

  当地时间2021年4月15日，乌克兰，废弃的普里皮亚季，远处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的反应堆。

  当公寓的电话铃响起时，普拉维克的长官列昂尼德·捷利亚特尼科夫少校正在睡梦中。值班人员告诉他，核电站着火了。捷利亚特尼科夫此刻正在休假，不过现在这已不是问题了：他必须加入在核电站救火的队友中。所有的消防车都开走了，他打电话给当地警察，让他们给他派一辆汽车。警察同意了，于是捷利亚特尼科夫在凌晨1点45分和克别诺克同时赶到了现场。他看见了受损严重的四号机组，看见了三号机组上正在蔓延的熊熊烈焰，火势之猛足足掀起了两米高的火舌。还有没有着火的地方？在刚到核电站的最初几分钟里，捷利亚特尼科夫做了一件和普拉维克一模一样的事——绕着核电站边跑边检查周边情况。

  在涡轮机厂房墙体附近他遇见了普拉维克手下的列昂尼德·沙夫列，他刚从屋顶上爬下来取消防水龙带。“电源线断了，它们会要了我们的命。”沙夫列对自己的长官说道。他指的是沿着刚才捷利亚特尼科夫过来的方向，四号机组的断瓦残垣上挂着的破损的输电线和电源线。“嗯，它们要不了你的命，你还活着嘛。”捷利亚特尼科夫一面应声，一面询问普拉维克的去处，他有些担心这个年轻的中尉。不过沙夫列的回答相当鼓舞人心。“事故发生时，无论队员间有任何矛盾，无论任意的毛病，全队队员都会毫不犹豫地跟随普拉维克。无人退缩！”捷利亚特尼科夫回忆说。

  当这位中尉和克别诺克的队友从三号机组的反应堆厂房顶棚上爬下来时，捷利亚特尼科夫终于看到了普拉维克。普拉维克向捷利亚特尼科夫汇报，屋顶的大火已基本被扑灭，但是显然前者的状况很不妙。“有七人和他的状态一样糟糕，像是病了。”捷利亚特尼科夫回忆道。他发现附近有辆救护车，便命令普拉维克和别的队员一起上车。此时是凌晨2点25分。他们在屋顶上待了还不到半小时，如今却难受至此，直到此时大家才意识到这不单单是火造成的。普拉维克钻进救护车时，他托身边的人捎话给自己的妻子娜迪卡，让她关好公寓窗户。救护车全速驶向了普里皮亚季医院。此刻还待在涡轮机厂房房顶的伊万·沙夫列看见克别诺克团队的队员开始从屋顶上撤离，他们都感觉不舒服。瓦西里·伊格纳坚科躺在屋顶的边缘，情况尤其糟糕。克别诺克的衬衣已破损，他移动缓慢，身体紧靠着墙面。在众人的帮助下他们降到了地面，随即救护车载着他们驰向医院。

  当夜，普里皮亚季唯一的值班医生是28岁的瓦连京·别洛孔，他主要负责急诊：生病的孩子、需要救助的慢性病病人以及饮酒过量后摔出窗外的人。核电站打来的电话很快响起。别洛孔带上止痛药赶往了核电站，他原本想着会救治一些烧伤人员，结果一个也没有。在克别诺克加入奋战在三号机组屋顶的队友前，别洛孔撞上了他。“有人被烧伤了吗？”别洛孔问道。克别诺克回答：“没有，情况还不明确，某些东西让我的小伙子不太舒服。”根据别洛孔的回忆，中尉有些“焦虑不安，情绪激动”。

  别洛孔和克别诺克交谈后，消防员带来了一名18岁左右的年轻工人，他一直在三号机组工作，还曾走到四号机组那儿。他抱怨自己头痛欲裂，深感恶心。别洛孔问他之前有没有吃过或喝过什么。当日是星期五晚上，医生的第一反应是酒精中毒。男孩告诉他，自己没醉。与此同时，他的情况越发严重。他口齿不清，脸色苍白，口中反复念叨：“可怕！可怕！”他的嘴里没有一丝酒味。别洛孔给他服下两片镇静药，在西方叫作安定，又叫氯丙嗪。

  当地时间2021年4月15日，乌克兰，废弃的普里皮亚季，远处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的反应堆。

  很快，更多人被带到了别洛孔面前，核电站全体操作员——所有抱怨头疼、咽干和恶心的人。别洛孔也给予他们同样的治疗，然后用救护车将他们送往医院。紧随其后的是消防队员，他们的情况甚至更严重。直到别洛孔将消防员也送到医院时，他才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致电上级，要求配送碘化钾，这是用于保护甲状腺免受辐射侵害的药。他们起初有些怀疑，直到看见了别洛孔送来的第一批病人，他们才送去了药品。很快，大家都确信他们正在处置的是放射性中毒。可是，谁也不知道辐射值究竟有多高。

  别洛孔开始努力回想他在医学院学习的关于辐射的知识，所学有限。然而，即使是核电站操作员也未曾察觉到危险。被带到别洛孔面前的人一直呕吐，可是他们不愿承认发生了什么事，只说自己呕吐是因为受到了惊吓。他们羞于被别人瞧见自己呕吐，于是他们一感到难受就跑到建筑外，如此一来其他工人就看不到他们了。捷利亚特尼科夫少校能继续战斗的时间也不多了。他把加固物运至三号核反应堆的屋顶。此刻是凌晨3 点30分，他也出现了自己一小时前送去医院的那些消防员曾有的症状——恶心和呕吐。这回轮到他被送往医院了。

  当地时间2016年12月22日，一只狐狸在距离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约3公里的废弃小镇普里皮亚季游荡。

  直到此时此刻，列昂尼德·沙夫列和伊万·沙夫列两兄弟还在核电站奋力救火，他们的幼弟彼得·沙夫列也加入了战斗队伍。列昂尼德还在涡轮机厂房顶上，伊万和其他消防员一起被派往三号核反应堆的屋顶上，顶替已撤离的普拉维克和克别诺克团队。彼得已和另一位没有当值的长官一起赶到现场，实施救火。彼得赶到厂房时甚至没顾得上穿上消防服，他听见哥哥列昂尼德的声音，他正喊道：“把水龙带给我，这里没有！”他所用的水龙带已被融化的沥青烧坏。“我立即脱掉鞋子，穿上呢靴，把帽子扔进了车里。”彼得回忆说，“我把两根水龙带夹在胳膊下，爬到了梯子的顶端。我的全套保护装备只有一双靴子！保护的方法无关紧要——阻止火势蔓延可是争分夺秒的呀！”

  新的水龙带终于运到了涡轮机厂房的屋顶上，然而无水可用。此时已经断电，原本向水管供水的给水系统已失灵了。彼得·沙夫列在现场做出了一个决定——利用附近冷却池的水来灭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的身旁是一派末世乱象——爆炸使得水泥块、玻璃碴、石墨渣、燃料棒碎片四溅而起，落满一地，这些障碍物如地狱魔鬼般挡住了消防车前往冷却池的通道。“我在消防车前奔跑，那里没有灯光；到处都是碎片残渣，我像兔子一样左跳右闪，消防车尾随其后。车轮还是被刺破了，我用双手把金属棒从车轮上取了出来，用脚把它们踢到了一旁。随后手上开始脱皮了，金属棒是有放射性的。”彼得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他们终于成功来到了冷却池旁。水被运到了涡轮机厂房的顶棚，火势得到了控制。

  接近早上7点时，大火终于被扑灭了。沙夫列兄弟被允许离开受损的核反应堆。一直在三号核反应堆顶棚灭火的伊万被救护车送走了。他觉得口中有些甜味，几乎难以站立。列昂尼德自己从涡轮机厂房屋顶上爬了下来，但是他在呕吐。连最后赶来的彼得也感到不太舒服了：“我一直干呕，感觉身体虚弱极了，腿像棉花做的，根本不听使唤。”他最想要的就是喝水。他走到水龙带旁，喝了一口，立刻感到舒服多了。“你在干什么，这是脏水！”一位队员说道，他指的是这些水都来自冷却池。彼得答复说，这些水看上去很干净。“这些水被辐射污染了，我明白，可是我不喝上两口的话，好像就会跌倒，再也爬不起来了。”彼得回忆道。他将为自己所喝的这两口来自核电站冷却池的污水而付出惨痛代价——他的消化系统严重受损了。

  当地时间2021年4月24日，乌克兰普利皮亚季，民众探访因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而被废弃的城市。

  另一位与彼得同时赶到事故现场的消防队员是彼得罗·赫梅利。与彼得一样，赫梅利也有亲人参与此次救援行动，他的父亲格里戈里是切尔诺贝利市消防队的一名司机，是在普拉维克发出三级警报后，第一批赶到核电站的消防队员之一。彼得罗·赫梅利是第二消防大队的官员，原本要在早上 8 点接替普拉维克及其队友。他赶来后听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普拉维克已被送往医院了。“我登到厂房顶上，四下勘察。屋顶已完全损毁了，确实还有火苗，虽然并不高……他们把消防水龙带递给了我……不一会儿，我成了唯一留在屋顶上的人。我通过便携式无线电台询问该怎么做。他们回答‘等待换班’。”于是，他留在那里，并不确定自己究竟还要等多久，他匆匆赶来工厂时把手表落在了家里，不过他事后会知道这可怕的真相——分分秒秒性命攸关。

  彼得罗·赫梅利待在屋顶时，他的父亲格里戈里·赫梅利当夜大部分时间都在涡轮机厂房附近的墙体前奋战。他目睹普拉维克爬上消防梯，随后他得知普拉维克和捷利亚特尼科夫都被送到医院去了，此刻，他不禁开始担心起自己的儿子。他确信彼得罗也会被召至这儿。早晨 7 点，格里戈里和他的队友接到了撤离岗位的指示，碘化钾也配发给了他们，格里戈里开始向旁人打听是否看到了自己的儿子。有人答道：“彼得罗·赫梅利作为接替队员给带到那儿去了。”格里戈里的心沉了下去。“那儿”指的是受损的核反应堆。

  “我想一切都结束了，完蛋了。”他后来这么说。格里戈里被要求脱下服装，然后去洗澡。直到他做完这一切，才看到自己的儿子。“我来到街上，四下环顾，天色已亮，一切都能看清了——我瞧见了我的彼得罗身穿大衣，腰系防火带，头戴帽子，还踩着皮靴，他穿着全套制服走了过来。”“你在这里，爸爸？”他向自己的父亲问道，随后被带去清除可能附着的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格里戈里一定感觉自己就像是尼古拉·果戈理笔下目睹着自己儿子奥斯塔普接受酷刑的塔拉斯·布尔巴一样，奥斯塔普在自己要被处决前，冲着人群喊道：“爸爸，你在哪里？你能听见我的话吗？”格里戈里拒绝离开这里，一直等到他的儿子被带去洗澡。彼得罗显然病倒了。他事后这样回忆：“我在洗澡时感觉糟透了，我走了出来，父亲在那儿等着我。‘你感觉怎么样，儿子？’当时，我几乎什么也没听见，只听到‘挺住’两个字。”

  当地时间2021年4月15日，乌克兰，靠近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废弃小镇普里皮亚季，公园里一个废弃的摩天轮。

  在普里皮亚季第六消防大队车库上的宿舍里，柳德米拉·伊格纳坚科在自己的丈夫瓦西里凌晨 2 点前离开后就一直睡不着。她正怀着他们第一个孩子，孩子即将出生，但不单单是这些。她感到有些不对劲——消防车还没回来。“凌晨 4 点、5 点、6 点……”她记起往事时说道，“我们原打算 6 点去他的父母家种土豆。”直到早晨 7 点，她才得知瓦西里没有回来，他在医院里。她冲到了医院，但是进不去——警察拉起了警戒线，只允许疾驰而过的救护车飞快地开进开出。警察命令人群远离救护车。

  柳德米拉深感绝望，她找到了自己认识的一位医生。“她从救护车里出来时，我抓住了她的白褂子。‘让我进去吧！’‘不行，他情况不妙，他们都这样。’”柳德米拉苦苦乞求，医生终究是同意了。“瓦西里身体浮肿，气喘吁吁。”柳德米拉回忆道。她几乎看不清瓦西里的眼睛了，她问自己的丈夫她能做些什么去帮助他。“离开这里！走开！你怀着我们的孩子！”瓦西里虚弱地说道，“快走！快离开！保住孩子！”柳德米拉记得医生告诉瓦西里和其他人是毒气中毒，不过他或许知道是辐射中毒。对于瓦西里和其他消防员而言，意识到这一切已为时过晚，然而，一旦他们明白了发生的一切，他们就希望灾难不要波及自己的家人。他们已把火扑灭了，但是对于辐射他们却无能为力。情况已然失控了，辐射开始摧毁他们的身体，破坏周围的环境。

  普拉维克的父母亲等着儿子来帮他们干农活，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可是一无所获。当听到儿子在普里皮亚季的医院时，他们立即冲到医院去看他。普拉维克透过窗户叫他们立刻骑上摩托车，带上他的妻子娜迪卡和女儿娜塔卡，尽可能地给娜塔卡多裹上几层毯子，把两人送到远离普里皮亚季和切尔诺贝利、位于乌克兰中部的娜迪卡父母那儿。他们照普拉维克说的做了。离开公寓前，娜迪卡在桌上留了一封信给普拉维克，告诉他自己和娜塔卡身在何处。他们的浪漫情史主要由信件维系，这将是唯一一封没有回信的情书。